北京这么大，为什么留不住王世襄的宝贝---明式家具

【题图| 1983年，王世襄在赵萝蕤家搬运五足内卷香几准备拍照】

  在王世襄先生丰富广博的收藏品中，比较为重要、数量也比较多的品项，是明式家具。在近半个世纪的收藏生涯中，他能凭一己之力收藏到这些精绝之品，简直称得上是旷世奇迹。

  前些年我曾想过，中国应当从全世界现今存世的明式家具中，精选出能全面代表明式家具辉煌成就的十二件藏品，推出一套明式家具特种纪念邮票。我不断在脑海中回忆几十年来看到过的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和重要收藏家所珍藏的明式家具藏品，反复过滤筛选，哪几件明式家具具备入选资格。思来想去，在曾经过眼的上千件珍品中，若挑出十二件极品入选，其中五件应来自王世襄先生的收藏，两件来自陈梦家先生的收藏，其他全世界公私所藏仅占五件。

  明式家具和清代宫廷家具是中国家具史上比较为重要和比较为辉煌的两个大类，尤其明式家具是五千年中国文化在物质领域的结晶，其意义和价值已经超越了一般家具的范畴。王世襄先生所藏，是明式家具精品中的精品，近百件形成的规模可看作是明式家具的代表，称得上超级国宝文物。我坚信，随着时光的推移，世人将逐渐领悟到这近百件明式家具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地位和重要性。

  这批明式家具，如今已入藏上海博物馆，对于为什么不是无偿捐献，为何不留在北京，这些年来，曾听到有人对此颇有微辞，甚至还听到业界的名人发出的责怪之声，这纯粹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作为亲历者，我对全程首尾和来龙去脉记忆得还算清楚。

  多年以来，王先生一直在为这些藏品的比较终归宿而操心。他说过，这批家具一定要完整留下，绝对不能再拆散分卖。无论多么困难的时期，无论多少人恳求，他从未卖过一件。比较终捐到哪里，也一直在他的考虑之中。我想：任何人首先会想到，故宫应是这批家具比较好的归宿地。故宫本就是清代宫廷家具比较大的收藏地，而明式家具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更为重要，如果王世襄先生收藏的明式家具能加入其藏品之列，故宫将成为集大成的中国古典家具中心。说起来应是比较圆满的结局。

  然而故宫博物院对这批藏品一直未表示出积极的态度。

  另一方面，王先生对故宫是否真能保存和善待这批家具心有疑虑。

  古代家具，尤其是珍贵的硬木家具，其实相当娇气。像紫檀料的家具，木质表面非常娇嫩，就如同人的皮肤，比较怕太阳晒。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藏《明清家具》一书，竟有把极为明显的紫檀家具标注成“黄花梨”料制作的情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是故宫中有的紫檀家具给晒得颜色变浅了，所以依据颜色才被误认成了黄花梨。
 

  【从搬运家具的手法方式便可看出不同人对于家具的不同重视程度，以搬有托泥（带底架）的大扶手椅为例：1.一般人的拿法；2.爱好者和专业的拿法；3 .像我们这些把家具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人的拿法。】

  故宫的宫殿都坐北朝南。古家具摆在窗户根儿底下，直受日光的照射。居住在北方的人都知道，北京坐北朝南的房间，日照时间特别长，即使有前廊，但案类、椅类的家具较矮，挨着墙根放仍然晒得着。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晒，什么东西能经得住！

  为此事，我曾向故宫人员说起，可他们说这是按原来的陈列形式摆放。我甚至提出过解决方案，窗户玻璃贴上防紫外线膜，既能遮光又不碍观看，或者在前廊上加帘，它不会影响观看，每天由现场工作人员负责拉开、关上，只要没有紫外线就行了。可我人微言轻，人家根本没当回事儿，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就出来了。到后来我干脆不去看了，免得心疼。您站在王先生的角度想想看：再好的东西给了他们，他们能认真上心对待吗？能让他放心吗？

  而对比之下，我们对传世珍贵家具，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绝非戏言，仅从搬抬家具的方式和方法就看得出来。记得他几次向我讲起，早年他从地安门买到的铁力大香几，由平板三轮运回家的路上，他坐在平板上，大香几是垫在两脚之上，双手把着一路回家的，生怕香几被颠着，结果双脚痛了一路，硌出两道沟，都麻木了。直到岁数很大了，王先生每次搬家具都必定是怎样能保护家具怎样搬，自己怎么难受都不在乎。尽管如此，王世襄先生一直在想方设法尽量地把这批明式家具藏品留在北京。但没想到，北京却不以为然，愣是不要（参看本书《安居》一章有关内容）。这天底下的事儿就这么奇怪，来得容易的，都不会珍惜，看来这是个永恒的真理。之后，他也考虑过其他博物馆。例如：黄胄先生曾多次向我提出，希望我能帮他劝劝王先生，将他的藏品放到炎黄艺术馆。有一段时间，王先生甚至还考虑过自己建立一个博物馆，但是看到黄胄先生办博物馆，差点儿没给累死，觉得不成，只能作罢。比较后，经综合考量，还是给了上海博物馆。

  对于个中情形，尤其对王先生这批明式家具到底算“卖”还是算“捐”，社会上有些争议。对此，王先生在二○○二年十月接受艺术杂志采访的访谈录中说道：

  恰好此时上博修建完工，有家具展室，但没有家具。上海朋友庄先生和我商量，想买我的家具捐给上博，我提出的条件是：您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自己一件也不能留，如同意，收入《珍赏》的家具我也一件不留，而且我不讲价钱，你给多少是多少，只要够我买房迁出就行。当时所得只有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但我心安理得，认为给家具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就这样，搜集了四十年的七十九件家具都进了上博。

  还有，七十九件中有明代一堂的牡丹纹紫檀大椅，是举世知名的比较精品。在《珍赏》中只用了一件，出现过两次，按照我和庄先生的协议，我只需交出一把，可以自留三把，但我四把都交了。原因是四把明代精品在一起，太难得了，我不愿拆散它们。还有在我家中多年，四把椅子从未按应有的格式摆出来过。到上海可以舒舒服服地同时摆出来，那有多好啊！《珍赏》中还有一件黄花梨小交杌，出书前我已送给了杨乃济先生，故书中写明藏者姓名是他不是我，过了几年杨先生把交杌还给了我，我比较近又无偿捐给了上博。这样就凑了一个整数，共计八十件了。

  这就是事实。懂行的人一眼就看得明白：这其实就是半送！

  【清乾隆紫檀嵌玉小宝座】

  【原萧山朱氏旧藏，避暑山庄藏宝座五屏风式，靠背正中嵌玉雕团五片，高束腰内雕古铜器蕉叶纹，此椅雕饰精美而不繁琐，壮硕的四足增添了宝座的稳重感，如此的造型和做法，传世仅此一件，是一件极为精美的清代宫廷家具代表作。这是捐献前所摄。】
 

  【此宝座被摔坏后，在故宫修复时拍摄。三个腿子和牙子都丢了，由于整个托泥被摔散丢失，故宫中也很难找到这样大的紫檀料，只好用普通白木头复原后再刷上颜色。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气得心尖喷血。】

  如何将这批国之瑰宝运送到上海博物馆，曾叫人煞费苦心，其间还有一段周折。外界对此可能并不了解，借此次机会简要说明。

  王先生与上海博物馆，对这批家具的运送事宜，有着各自不同的顾虑。王先生是怕从北京运往上海的途中遭到损坏，而上海博物馆对这批家具的价值知根知底，担心北京方面知情后，会劝阻王先生改变主意，设法留在北京，不允许运走。

  先说王先生这边。

  一九七六年，王先生的好友朱家溍先生的家族，将家藏十几件极为珍贵的明清家具，无偿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万万没想到，运送过程中，货车司机竟为了拉私活儿，把这批家具三下五除二，全从车上给扔了下来，在客店当院里堆放了整整五天。待他干完私活儿后才又扔上车运到了承德。结果，这批托运的珍贵的家具损失惨重，其中一只极为贵重的清乾隆紫檀圆墩，愣把一个牙子和托腮给摔掉了，另一件造型极为优雅的紫檀嵌玉小宝座，连腿足带托泥整个儿摔散丢失。后来，此件小宝座又送回故宫修复，修理的时候我也参与了，还拍了照片。看看下页的对比照片您就知道给摔成了什么德行！更离奇的是，事后竟没人对此负责，不了了之了。

  鉴于此，王先生真被吓怕了。因此如何把这批珍藏妥善运走，别重蹈朱家那批家具的覆辙，毁于一旦，成为王先生比较比较关切的问题。开始时，王先生跟我说，为了安全，要找专门的运输公司。但是先后联系了两家之后，公司办公室的脏乱样儿和调度员那叫一个“粗野”的言行做派，把我们给吓回来了。

  显然，当时国内的长途运输公司没有一家能令王先生放心。后来，我们找到了大通国际运输公司。那时，该公司在霄云路设有办公室，好像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家国际运输公司。经联系后，我发现人家的业务级别很高，主要从事国际空运，对国内的业务并不太熟悉，也不太合适。王先生也觉得挺遗憾，而且通过这几次与货运接触更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无奈之下，他让我找到英国驻华大使麦克·洛瑞恩（Mike Lorean )，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曾带他参观过王先生的收藏，他对王先生也特别尊重。我们探讨可否以国际外交货物的名义，找一个可靠的国际运输公司来运送，以期做到绝对的安全保险。对此，英国大使表示大力支持，大使夫人更表示愿意全程义务帮助并亲自参与监督。

  再看上海博物馆方面。

  上海博物馆从不担心运输安全。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北京市政府和文博机构没有出面阻拦此事。因此心里犯嘀咕，担心这期间若北京方面醒悟了，这批古家具出不了北京。他们的顾虑绝对有道理，一点儿也不离谱。我相信，若当年咱北京市委和文博系统中哪怕有一位领导人，能意识到这批国宝家具的哪怕是一半的价值，而且人家仅给了王先生区区一百万美元，肯定都会想方设法说服王先生将之留下来，绝不会让这批世界闻名的精品就这样给一锅端运出北京。

  比较后，上海博物馆决定，由馆方派人亲自赴北京负责接运。

  对此，上博马承源馆长真是费尽了心机，他巧妙地采用了“曲线”搬运的方法，先将王先生的七十九件家具从家中快速地运到了一个北京极安全可靠的中央大机关。此机关与古代艺术品无关，在那里放了一段时间，仔细打包装后，上海博物馆又派来了人员和至少一个排的武警战士，负责装车和跟车押运。

  那天，他们是晚上出发的，大约在夜里十一点钟左右，我接到了上海博物馆负责运送家具的人打来的电话。他仿佛紧张之后长舒了一口气，又轻松又兴奋：“我们已经出了北京的地界啦！”言语之中，听得出来他的激动之情。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对北京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每次外出回北京，当飞机快着陆或是火车将要驶进站台时，心里都会泛起一阵一阵莫名的欣喜，可见我对北京的感情之深。对这批珍品归宿上海，我的心情可谓五味杂陈。可回想起这些年北京市政当局、包括北京那么多的文博机构，对王先生和这批明式家具的态度，真是无奈。我只好回了他一句：“放心走吧！祝一路顺风。”

  【明代铁力木四出头大官帽椅，王世襄先生旧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此椅尺寸巨大。（高116厘米，宽74厘米，进深60.5厘米）读者们不妨多看看、品品，看能否从中感受到明代文人那种孤傲的精神世界。】

  后来，陈梦家先生旧藏的十几件明式家具珍品，亦由上海博物馆购藏了，其间我也帮了忙。也是一样，在运走的那天，车行途中他们也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我们已经出了北京的地界啦！”

  人应该站在更有气量和更加高宏的角度看问题。陈梦家先生这批家具中，有二十四件曾经在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珍赏》一书著录过。在书的扉页上，王先生题词曰：“谨以此册纪念陈梦家先生。”那么，陈梦家先生的珍品能入藏上海博物馆，与昔日老友王世襄先生所藏八十件家具合璧联珠，理当如此，更是天意，颇有“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气概。

  上博人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尤其我对创建新上海博物馆，也是促成此批家具归宿上博的主要策划者的马承源馆长特别钦佩。几年以后，有一次，上海博物馆得知嘉德拍卖公司流拍的一件家具，原本也是陈梦家先生旧藏时，便来询问我。我记得清清楚楚，对这件家具的品相年代如何，他们问都不问，只是在电话里连着追问了我三遍：“田先生您是不是确认这是陈梦家先生的收藏？是，我们就要了。”这说明他们对陈梦家先生的认可。我认为，比较高的鉴赏力是理解人。对比之下，再想想咱们北京和故宫博物院，真是令人无言。

  今后，如果再想观赏和研究明式家具，无疑，您只能去上海了。

  后来有个机会，我和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副馆长应邀去香港出席一个博物馆开幕仪式。在旅途中，他告诉我：“王先生这批家具在上海极受欢迎。统计表明，在上博诸多的专项展馆中，以参观家具馆的人流量比较多。”

  1998年，俪松居的两位主人在上博展厅参观他们收藏过的明式家具。

  这些年来，每次我到上海，都一定会以一名普通游客的身份去看看陈列在上海博物馆里的那些家具，就像去探望阔别多年的老朋友。回想曾与这些家具共处二十多年，心里的感受，一言难尽。那时，它们是那样窘迫局促地堆挤摞放在一起。但现在，有了那么宽敞华美的展览大厅，在温暖柔和的博物馆专用灯光的照射下，显出傲岸的气派，将优美的线条和珍贵材质的质感，完美地展现给观众。上海博物馆还有研究人员进行专题研究。虽然在有些个别的学术观点上我们有些不同，但是他们的精神令人感动。

  我觉得，这些堪称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精极珍品真是找对了归宿，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好家。站在展览大厅中，心中生起一种感觉，这些有三四百年历史的家具精品能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重聚在一起，定是上天在冥冥之中已有的安排，乃是天意。上海博物馆理应该，按老北京话说就是“该着”得到这样一批瑰宝。希望一代一代上博人能继承他们开山老馆长的精神，珍惜之并为中华民族的这批物质瑰宝永远地悉心保护与传承下去。